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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靖:结缘食业70年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9-30 22:564

  0月1日,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而这一天,德高望重的食业前辈李士靖老人也将迎来94岁生日。不仅生日与共和国有着特殊的缘分,李老的一生经历更与新中国食业结下不解之缘,亲身见证了食业的复苏与困顿、艰难与发展。岁月不居,时光如流,虽然沧桑了容颜,但耄耋老人心中的热爱与依然不减。

  (中国食品报记者 蒋 梅 王 磊)10月1日,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而这一天,德高望重的食业前辈李士靖老人也将迎来94岁生日。不仅生日与共和国有着特殊的缘分,李老的一生经历更与新中国食业结下不解之缘,亲身见证了食业的复苏与困顿、艰难与发展。岁月不居,时光如流,虽然沧桑了容颜,但耄耋老人心中的热爱与依然不减。70年间重要的历史事件、时间节点清晰如昨,人生历程与时空交织的感悟发人深思。在他眼中,70年,食业过往沧桑巨变、历史可鉴;砥砺前行,食业发展目标来日可期。

  1949年,伴随新中国成立的脚步,李士靖开始了职业生涯,进入北京东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李士靖回忆说,当时粮食短缺,合作社只有高粱米、玉米面卖,白面一年多都没有见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1953年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粮食等农副产品市场供不应求、难以满足国家迅速推进工业化的问题立即凸显出来,有可能引发物价全面上涨、社会动荡。

  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实行统购统销的产品主要是“粮棉油”,具体政策是: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棉油”收购,对居民实行限量凭票供应。这就是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票、副食本等的由来。

  1953年11月,政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后,李士靖在北京市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工作。当时,北京市政府从各单位抽调了30多名干部调查北京粮食统购统销情况,白天各自分头下基层调查,晚上10点大家回单位集中专题汇报,汇总材料连夜赶写,第二天早8点前准时送到国务院西门。这样天天加班夜以继日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甚至大年三十除夕夜,李士靖都是在当时的北京财经委主任彭城家里度过的。俩人顾不上吃饺子,不知不觉在赶写材料中迎接新的一年黎明曙光。

  66年岁月婆娑,回首过去,今天的人们对于轻易得到的东西如云淡风轻般不知不觉,可是经历过才能感知历史的艰难与沉重。让李士靖难以忘怀的是40多年前,18户小岗村农民用生命的代价按下红手印,以“托孤”的形式立下生死状,签订“大包干”契约将土地承包到户。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也由此拉开。中国农民的创举被浓墨重彩地写进198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说,回顾过去5年国民经济,“特别重要的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进步。”

  “那时城乡市场长期存在的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大为缓和,肉禽蛋的社会零售额1982年比1978年增长1.1倍,食品等供应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日用工业品绝大多数供应充裕。过去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已大部分敞开供应。人民群众购买消费品有了较多的选择余地。”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按照我国人民当前的食物结构和衣着水平,一般已可以达到温饱有余。平实朴素的语言蕴含着当年激昂奋进的改革历程。

  回想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李士靖激动不已,“用40年的时间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不能忘了18户小岗村农民舍着身家性命、冒着判刑坐牢的风险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如何书写也不为过。”

  随着我国生活必需品产量增长,各种农作物和轻工业品市场逐渐形成。1993年,经历整整40年后,以“短缺经济”为特征的统购统销退出了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多种食品紧缺的严峻形势下,为了维护市场稳定、社会稳定和人心稳定,国家急需加快发展农业和食品加工制造业,解决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下大力气发展农业与食品经济及食品科学技术,成为中央确定的重要而长期的强国富民战略。为了解决百姓吃饭问题,党和国家上上下下不遗余力。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布置北京市一项工作:北京市民一天吃一个鸡蛋、一个月吃一只鸡预计何时能够达到?领导将测算的工作交给了李士靖,要他务必认真好好计算。李士靖接受任务,反复认真测算了一个多月也无法给出答案。最后他无奈地向领导汇报:按四五斤粮食转化一斤猪肉、两斤粮食转化一斤鸡鸭禽肉、一斤粮食转化一斤鱼计算,北京实在没有那么多粮食可转化,北京市民一天吃一个鸡蛋、一个月吃一只鸡的任务短期内没法实现。这件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当时却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让李士靖难过了好久,他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憾事。说到此,李老的脸色黯然。

  1981年1月,时任中央领导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示“食品工业大有可为,须有个部门抓总”。由于食品产业分散在十多个部门领导与管理,必须有一个能够统筹规划、协调与服务的组织机构,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李士靖说,组建全国性的食品工业协会,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3个同时筹建的行业协会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由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杜子端为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包装协会由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为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国饲料协会由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李瑞山为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这3个新建协会的职能,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食品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

  1981年6月16日,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听取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筹备情况汇报时指示说:“现在搞食品工业部不适宜。通过协会统筹规划,分散经营,加强领导。食品工业要组织起来,要协调起来,城乡结合起来,要真正起到作用,在提高质量、分工协作、发挥优势上起作用。”1981年7月20日,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在听取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筹备领导小组汇报时指示: “粮食返销要倒挂,过去就提出拿出100亿斤加工食品,加上点糖、油,搞得好加工一斤一元钱,就是100亿元。我的意见,明年食品工业最可靠的东西就是淀粉、饮料、糕点,还可以搞饼干、挂面……”

  李士靖回忆,为了取得建立食品行业社团的经验,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先建立北京食品工业协会,再建立全国食品工业协会,并由杜子端同志亲自参与和指导北京食品工业协会的筹建工作。

  国务院领导指示说:“北京带头,首先把食品工业搞上去。全国都要重视食品工业的发展,重点抓北京、天津、哈尔滨、武汉、西安、重庆、广州等十几个中心城市。既要大力而为,又要实事求是。首先从北京突破,中央支持,计委、商业部、粮食部、供销部都要支持。食品工业科学研究院北京办一个,成果供应全国。食品检测中心也放在这里,食品工业学院设在北京。北京市筹备一下,上海、广州其他地方要搞也不要限制,由各地自己定。”

  很快,当时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纯牵头筹建并担任第一届北京食品工业协会会长。1982年1月,北京食品工业协会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省市地区的食品社团。此后不久,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在大连正式成立。

  1984年5月8日,国务院召开第三十三次常务会议,杜子端对《1981—2000年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送审稿)》作了说明,并汇报了当前食品工业生产的情况、问题、任务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七五”发展规划的设想。李士靖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决定大力发展食品工业的关键决策,影响深远。

  会议认为,我国食品工业很落后,需要大发展。过去只强调发展轻纺工业,现在把食品工业突出起来。办好食品工业一是可以满足社会需要,与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相适应;二是可以解决农副产品的销路问题,与农业的大发展相适应;三是可以增加货币回笼。食品工业的市场非常广阔……我们必须彻底改变食品工业的落后状况……”

  会议同意国家经委成立食品工业办公室和食品工业技术开发总公司,与食品工业协会是三块牌子一套机构。饲料工业也仿此办理,成立一个协调机构。国家计委可依靠这两个单位分别制订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的计划、规划。两个发展纲要计委认真研究、综合平衡后列入“七五”计划和长远规划。

  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多次指示,要加快发展食品工业,必须制订出一个全面系统的发展规划,并提出发展食品工业的方针政策,还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明确改革与创新的方向。1984年7月14日,由杜子端组织起草、报国家经委修改后的《1981—2000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纲要的内容包括食品工业的发展方针、食品工业的发展目标、主要行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提高食品的营养卫生的质量水平、开发利用资源、发展原料基地、加快技术改造、加强科学研究、办好教育培养人才、开发食品机械和包装技术等共24页1.2万字。

  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发布的全面系统地发展食品工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里程碑。

  从“二五”到1978年,中国食品工业产值平均递增仅4.7%,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产值年递增达到10%以上。1983年,食品工业产值达到794.3亿元,为31年前的9.5倍。在国民经济中,食品工业一跃而为仅次于机械和纺织的重要工业部门。

  李老披露,鲜为人知的是,不仅是成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北京食品工业协会,创建全国第一家食品专业报刊——《中国食品报》也纳入了当时国家大力发展食品工业的战略中。1984年1月6日,伴随着中国食品行业快速成长的步伐,第一张中国食品行业专业报纸——《中国食品报》正式创刊。

  《中国食品报》不仅为行业和社会及时提供了大量信息,同时也向国家和政府部门反映食品行业的问题和建议。让李老感受最深、最难忘的是《中国食品报》向党中央报送的“内参”。

  1984年1月18日,刚刚成立的《中国食品报》向党中央报送了第1期内参——《濒临绝境满目萧条 北京六必居酱园亟待抢救》,文中触目惊心的场景震惊了当时的中央领导。1月20日,作出重要批示并转给北京市。很快,在北京形成了一个抢救京华老字号的。这一行动让濒临倒闭的六必居酱园得以重生,另外几十家食品老字号得到拯救,很快度过困境走上了复兴之路。

  “《中国食品报》济困扶危、仗义上书的内参,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保护中华民族优秀遗产和弘扬饮食文化方面,作出了极为可贵而影响深远的贡献。”李老由此与《中国食品报》结下不解之缘,至今感念报社为食品工业发展与老字号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并保留着每天阅读《中国食品报》的习惯,《中国食品报》成为他获取食业发展信息的重要来源。作为报社的专家顾问,老人也时刻关注报社的发展壮大。

  李老德高望重广受尊敬,热情勤勉博学多才,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83岁高龄时才从工作岗位退下来。虽然李老一直在食品行业工作,但他深邃的目光所及远远超出食品工业范畴,视野向相关产业链不断延伸,积极为度研究发展食业献计献策、发声出力。

  2004年5月,在中国食品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提出缓解“三农”问题的症结,需要食品产业反哺农业。只有农民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全国的小康社会,再进一步走向富裕社会,这是躲不开、绕不过的“中国路径”。农民收入消费水平低,成为影响内需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与发达国家农业产值与食品工业产值之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食品工业有巨大发展潜力,食品产业链延伸扩展提高经济总量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2008年北京首次举办奥运会,作为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如何遴选餐饮供应商、保障食品安全、确定运动员食谱?李老坦言,北京奥运会食品安全工作对于他及其他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来说是一项艰巨的考验。吃西餐一直是奥运会的惯例。筹备北京奥运会时,有人认为中餐使用原料复杂,货源渠道多容易出问题,运动员食谱品种越少,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概率就越低。2005年7月,李老在奥运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上提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全球体育盛会,是弘扬中国饮食文化与中华历史文明的天赐良机。在制订奥运村运动员食谱时,应是中餐与西餐兼顾。至于食品安全是否有保证,不在于食品与餐饮的品种多少,关键在于食品安全体系的健全与强化。

  最终,北京奥运会确定的菜谱西餐占70%,中餐及其他类占30%。有丰富奥运供餐及食品安全经验的美国爱玛克公司和中国首旅集团成为奥运餐饮主供应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西美食荟萃,北京烤鸭与中国水饺、麻婆豆腐等一起纳入奥运菜单之中,受到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热烈追捧,体现了东西方饮食文化交融的盛况,创造了奥运餐饮新纪录。北京还以奥运期间无一例食品安全事故而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李老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对饮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自2008年退休后,他每年都要自费5万多元将几十年收藏研究的近千万字食品、餐饮业、饮食文化资料整理复印,分送给有关部门、食业社团和重点企业。

  为了将中华饮食文化介绍给社会各界,传播到海外,并流传于后世,从1993年起,他组织编写饮食文化丛书《中华食苑》,向海内外发行。《中华食苑》共收进200多位作者的论文,计310多万字。所收论文涉及二十多个学科的著述。无论是从内容涵盖面的宽广程度,还是从参与作者的人数及著作学术价值,这部大型饮食文化丛书都算得上是饮食文化的鸿篇巨著。国学大师季羡林提供《中华食苑》3个章节的《糖史》资料,还热情为饮食文化丛书出版亲笔题词,馈赠墨宝。有学者赞誉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功在当代,更是利在千秋。

  虽然从工作岗位退休十几年,年事已高,但李老依然时刻挂念关注食业发展。“从食品严重短缺、温饱不足到食品工业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重要支柱,70年的巨变当年想都不敢想。70年,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食业人是幸福的,也肩负着更重的责任。”在他看来,食业人应该关注“新老”两端,一端关注生物、生命、生态等新理念引领、可持续发展;另一端是他最为关心的老字号保护传承挖掘。李老说,“要让饮食文化以文化人,感化、默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的言谈间满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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