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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7-06 20:364

  1921年6月,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位中国人正肩负着千钧压力,为襁褓中的中国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并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当列宁亲自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呼吁“国际世界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紧进行”之后,一对夫妇悄然踏上了中国这块正在迸发火种的土地,他们就是维经斯基和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

  维经斯基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苏俄左翼人士鲍立维,他对鲍立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有一个置身于浪潮之中的汉语翻译。维经斯基出生在,早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尽管除了母语之外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知道,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了解情况,与中国组织建立联系,没有这样一个翻译,他仍将寸步难行。

  张太雷曾经是他的翻译。鲍立维与张太雷相识于1918年秋。其时,鲍立维从海参崴来到中国天津北洋大学,按理说,他是一位汉学家,在汉语交流上并无障碍,但是,为了有利于接触更多的英美籍人士,他想找一位英文翻译。时任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主任的美国人福克斯就为他力荐了正在该校就读法科的张太雷。当下,维经斯基需要一个精通英语的汉语翻译,岂非就在眼前?而张太雷不仅是备受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国“五四”运动天津学生领袖之一,而且是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岂不又是一个志同道合者?

  此后的共事也确实让维经斯基对张太雷倍生好感,在他第一次逗留中国的9个月里,张太雷协助他与各方人士开展了交流,而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北京与李大钊讨论了建立中国、加入共产国际问题。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处。原俄共中央远东局委员、苏俄红军第五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上任之初,就想到了维经斯基,并任命他为远东处的秘书。而维经斯基在奉命回国之前,向李大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派出一名中国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处协助工作。

  此时,上海早期组织早已成立,取名“中国”,这是中国第一个的组织;随后,北京早期组织也正式成立;同一时期,湖北、广东、济南、湖南也先后成立了早期组织。风生水起,在此时派出代表去共产国际远东处工作,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际影响的扩大,都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李大钊考虑再三后决定派张太雷去,自有他的理由:第一,张太雷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工人运动,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负责;第二,张太雷加入了北京早期组织,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工作实践经验;第三,张太雷当过鲍立维和维经斯基的翻译,并获得了他们的好评;第四,张太雷大学毕业后,目前尚无固定工作,可以立即动身赴任。

  维经斯基一听是派张太雷去,自然高兴,不过他也担心:“张先生会同意吗?”李大钊对张太雷的思想和为人了如指掌,自然信心十足:“一定会去!”

  正如李大钊所言,对于能够赴苏工作,张太雷非常高兴,因为他一直希望有机会亲眼目睹十月后的情况,再说,能够亲身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对中国事业大有好处,对自己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何乐不为?

  对早期的中国组织来说,则不仅是抓住了一个扩大国际影响的契机,而且也为物色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人选埋下了一个伏笔。

  慷慨受命,而行期紧迫,张太雷根本没有时间回常州老家与亲人告别,只能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书。

  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指的当然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运动。但张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最担心的是什么,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她们会更加容易理解些,所以又说:“唯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像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在信的最后,张太雷还特别安慰妻子,“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

  伊尔库茨克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曾经是沙皇时代流放犯的集散地。十月后,这里就成了远东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

  火车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前行,尽管时值三月,西伯利亚依然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然而,在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的却是火一样的热情。在这里,张太雷见到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处负责人的舒米亚茨基。高高的个子,头戴布琼尼式军帽,披一件骑兵长大衣,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和随维经斯基前来工作的张太雷,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日后,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还将助推中国登上共产国际舞台,这是后话。

  共产国际远东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张太雷被任命为中国部,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人。

  尽管正在修复战争创伤,并且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但伊尔库茨克的生活还很贫困。不过,作为一个新的开端,张太雷根本就没有在乎所有的艰难困苦,而是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不仅关注中国问题及有关的事务,而且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国际性的工作,力求扩大自己的工作领域,从中汲取更多的工作经验。

  1921年5月4日,朝鲜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开幕式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这位中国中央代表就是张太雷。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亮相,成为了早期中国的一个最大的心愿。身在远东处的张太雷固然可以成为代表,但多争取几名参会代表名额岂不更能体现中国的意志和决心?

  派出俞秀松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错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受少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将赴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也是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1921年3月29日,受上海组织派遣,俞秀松坐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北京短暂的停留后,转车抵奉天(沈阳)、到长春、去到哈尔滨,住进了中华客栈,等待接应出境。但是,出满洲里、经赤塔后,俞秀松并没有直接到莫斯科,而是先到了伊尔库茨克,他要在这里取得由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签署的证明。因此,俞秀松在伊尔库茨克滞留了一些日子,然后去到莫斯科,住进德累斯顿旅馆,与张太雷同住一个房间。

  派出杨明斋同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杨明斋曾经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的华工代表,十月前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此后,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建党,在上海加入早期组织,如今,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最恰当的人选。他紧随俞秀松到了伊尔库茨克,并向共产国际远东处汇报了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随后,前往莫斯科。

  这三个人注定要成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风云人物,因为一场事关确立中国在共产国际舞台地位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出席大会的有55个国家,103个组织,605位代表。

  让中国代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姚作宾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后屈服于袁世凯淫威,曾宣布解散。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获知创建共产国际,他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撰文介绍十月,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令人注目的文章。1921年5月,他应邀带妻子出访莫斯科,受到列宁接见,并和托洛茨基、齐契林等高层人士进行了交谈。在会见中,江亢虎即席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新时代颂》,博得了苏联党、政、军要人们的好感。眼下,他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

  如果江亢虎代表的“社会党”、姚作宾代表的“”,和张太雷、俞秀松他们代表的中国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政党,中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

  如果三去二、留一个,情势也不容乐观,因为中国当时只有53名党员,从1920年6月开始在上海建党不到一年,连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都还没有召开。就当时的三大力量看来,张太雷、俞秀松他们代表的中国无疑是最弱的,而历史的天平似乎朝着江亢虎倾斜。

  如果不能及时正本清源的话,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就有夭折的危险,中国的历史也将被重新改写。

  张太雷、俞秀松他们立即警觉起来,决定主动出击,争取最好的结局:让中国取得共产国际的唯一承认。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十万火急地发出《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处声明书》,指出“自称是中国代表”的姚作宾等其实并不是中国党员,他们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并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张太雷、俞秀松又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鉴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资格,本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特作如此说明: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中国并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而在这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参加?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舒米亚茨基帮助张太雷完成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这份报告明确了,只有中国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江亢虎、姚作宾所代表的充其量也就是无政府主义政党,同时也明确了,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而后,舒米亚茨基力挺了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没有任何陈词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代表大会将据以做出结论,并制定出对待运动的工作方法和立场。”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代表们的意见,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对此,江亢虎表示“”,他在6月29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称:“第三次大会当天,我领到了具有议决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的四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同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科的成员)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随后,江亢虎悻悻回国,写了《新俄游记》一书,开始攻击十月。

  后来江亢虎投入汪精卫怀抱、姚作宾在抗战前期投靠日寇成为汉奸的事实,也佐证了这场生死较量的必要性。

  7月12日,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大剧院五千多个座位无一虚席,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这一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作演讲。这是中国的代表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台,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撰写了中国《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长约一万五千字。可在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突然作出决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毫无思想准备。就在张太雷迅速镇静下来、调整思路的时候,大会执行主席已经宣布:“现在请中国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

  穿着一身西装、身材魁梧的张太雷从容不迫地走向讲台,以中国的名义,亮相在代表们热情新奇的注视之中,亮相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之上。

  “亲爱的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运动的概况和中国反帝斗争的各种力量,但是时间太有限了,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运动对世界的意义。”张太雷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站在世界的高度,谈及了远东的问题,使得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为之一震。他大声疾呼:“共产国际和各国,今后对远东的运动,要更多地加以注视,要不惜一切给予支援!”因为“世界事业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为理想在全世界实现而奋斗”,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帝国主义。”他慷慨激昂地问道:“在必将到来的世界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他又明确而坚定地强调:“那就要,要看共产国际如何而定了。”他沉浸在澎湃的之中,举起握紧的拳头,喊出了的最强音:“世界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只有五分钟的演讲,却打动了所有代表,大家纷纷起立致敬,就连主席台上列宁等也都含笑地站了起来,频频鼓掌,为中国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也为遥远的中国上海即将亮起的那一盏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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